内景，报告团讲台。
主持人：大家好，《蒙哥与忽必烈第三集》讲了蒙哥蒙哥任命其弟弟忽必烈担任漠南军政总督，加强了对长城以南地区的控制。这一集我们讲第四集。现在我们有请报告团特约嘉宾八思巴、兀良合台、阿术、郝经、姚枢进入主席台并一一向大家做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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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良合台：先生们，女士们，我叫兀良合台，我的父亲名叫速不台，蒙古国的开国元勋。我与1233年，随贵由东征大真国，破蒲鲜万奴于辽东（今吉林延吉东城子山）。
1235年我随父亲速不台及宗王长子拔都、蒙哥贵由等西征征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诸部，分兵后随拜答尔深入孛烈儿（波兰）﹑捏迷思（德意志）等部，攻陷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后又在莱格尼察战役中大败波德联军。
1248年，贵由汗去世，汗位空缺三年，我因是蒙哥身边一怯薛之长﹐故积极附和拔都的主张﹐推戴蒙哥即大汗位。
1252年﹐奉蒙哥命辅佐忽必烈领军远征大理﹐绕道西南﹐企图从侧背攻宋。次年秋﹐兵分三路﹐我率西路军经吐蕃，渡金沙江﹐入察罕章﹐趋大理﹐与忽必烈所率中路军会合﹐占领大理城。忽必烈北返后﹐我留镇云南﹐分兵取善阐（今云南昆明）等城﹐俘获大理国主段兴智。征战两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乌蛮﹑白蛮等三十七部。
1256年﹐我奉命北上夹击南宋四川州县﹐取道乌蒙（今云南昭通）﹐从陆路进军至石门关（今四川高县西北），破关，经叙州（今四川宜宾东北）﹑重庆，到达合州﹐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後﹐仍返云南。
1257年冬﹐我进兵安南（今越南）﹐攻陷其国都升龙（今越南河内），安南王表示降附﹐遂还师云南。
1259年夏﹐蒙哥从合州遣使命我北上﹐约定第二年会师于长沙。我率蒙古骑兵三千和云军万人进入广西﹐连下广西贵县﹑象州，广西桂林﹑湖南芷江等城﹐直抵今湖南长沙，闻忽必烈正围攻武汉（鄂州），遣使联络﹐遂与忽必烈所派援兵会合，渡江北上。这时闻蒙哥汗在合州逝世。忽必烈即位后，我因为曾和蒙哥关系密切而受到猜忌，不被重用，在上都被解除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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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术：我叫阿术，是兀良合台的儿子，在灭宋战阵中，我是伯颜的助手。我跟随付清兀良合台参加了征大理、云贵等地的战争。忽必烈即位后，我在却薛军中任侍卫，1262，从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乱有功。同年九月由宿卫将调任征南都元帅，驻扎开封。1270年，元世祖任命我与史天泽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在灭宋战争中，我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征宋的指挥中心。史称“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在灭宋战争结束后，我又参加了数起平叛宗王叛乱的战役。我一生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一百五十战，未尝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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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你们好，我叫郝经，字伯常，山西陵川人。元代著名的儒学者。本人只有苦读经书，在贫寒中勤学苦读，稍有学说成就之后进入汉族世侯张柔家庭从事家教工作，元朝著名大将张弘范就是我的弟子。我1256年受诏于忽必烈，1260年，赴南宋议和，被南宋权臣贾似道秘密囚禁16年，即著名的郝经南囚，时人称之为南国苏武。我每月给宋理宗皇帝写一封信，足足写了二百来封信，装满了一个麻袋，希望他们和我见面和谈，但他们就是不理我，还把我的使团代表成员折磨死了许多，这哪里是什么自称的礼仪之邦，简直就是虎狼之邦吗嘛！其实就在赴南宋和谈之前，有的朋友就劝我不要去南宋，说南宋政权在贾似道的一手把持下，丧心病狂，不可理喻。但我想，忽必烈圣上如此信任重托我，如果我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兵镝，即使是冒险乃至身遭不测也是值得。此外我觉得南宋政权不至于那样无礼。谁想贾似道这个狗东西竟然把我扣押了下来，干脆就不让我见南宋的理宗皇帝。原来这家伙心里有鬼：在1259年，忽必烈带兵攻打鄂州时，贾似道以每年给我们蒙古那二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丝绢，称臣为条件，达成了口头合约。但他回到临安在理宗皇帝面前却谎称他率兵击退了忽必烈的进攻，理宗皇帝为此给贾似道加官进爵上了不少银两。这个贾似道怕我见到李宗皇帝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所以才扣押我不让我和理宗皇帝见面。在1274年宋崩溃之际，我被救，北归后的第二年七月便去世。我知道一些汉族人对我这个汉族儒生投靠蒙古政权一定心存芥蒂。所以向大家表白一下我为什么作为一个汉族学者而心甘情愿忽必烈政权服务的真实心路历程并且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对忽必烈所施加的影响。
像当时普遍的汉族士人那样，我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蒙古人占领中原后，虽然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但我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我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其次，我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无可挽回的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我坚信蒙古人是可以像北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但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我期望能，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并且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而忽必烈这是这样一个开明的藩王，我把自己挽回元气，春我中华的愿望寄托在来忽必烈身上，我希望通过我的言传身教影响他，改造他，最总让他“汉化”而事实上，我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忽必烈的改造成功是我们众多汉族儒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就着手罗致延揽人才。在忽必烈府中幕僚的推荐下，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我，但第一次我并未应召，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我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我的用意在于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初召不至，时隔两月，忽必烈二度遣使征召见我。这让深为感激藩王的知遇之情，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向我“咨询经国安民之道”。我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我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很是认同。但那忽必烈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未能即行采纳我的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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